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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国家或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里，由于历史传统与基本国情的差异，人权制度的变化呈现出各自的特点，政策和措施也会存在差异[23]，在执行标准上也会差异。

这尤其体现在法理学教材之中：从20世纪50年代中国法理学引进、继受苏联法理学教材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乃至现在，中国法理学教材不但提供了一般化的司法理论，而且实现了一般化司法理论的转型，同时也留下一些至今仍然需要解决的问题。检察权独立宪法地位的获得，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母国苏联，沿袭至中国，检察权已经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法制度截然不同。

权威型司法具有权威性、目的性和专业性。针对1948年《国家与法律的理论》指出的法律适用的只包括国家对违犯法律规范的人实施强制（即法律规范的制裁部分）的文件的观点，法尔别尔指出，这种做法并不正确：有很大一部分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件，它们所实现的，不是法律规范的制裁部分，而是其处理部分。自觉是对苏维埃人民而言的，强制是对违法者而言的，并且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历史唯物主义决定的时间继承性。公民正当的合法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违法的行为得不到制裁。第二，要进一步认识并处理好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特别是新出现的监察权之间的关系。

对于国家机关来说，适用法律规范是日常的实际活动和组织活动，在进行这种活动时，它们表现为强制职权的直接担当者，积极影响社会关系。如果将视野稍加扩大，那么就不难发现法律的强制性与权威性相继构成19世纪以来世界法理学讨论法律基本特征的主题。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4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

我国审前阶段的鉴定程序，从程序的启动、鉴定的实施、到鉴定意见的作出，都完全处于公安和检察机关的控制之下，不仅鉴定程序启动权的配置极度失衡，而且整个程序也是封闭的，辩方没有任何形式的程序参与，更不可能提出不同意见。[⑥]相应的，在《公约》第6条下，一般来说，决定国内法院采用的某一证据是否可靠不是欧洲人权法院的角色。另外，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248条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39条的规定，检察机关的鉴定由检察长批准即可实施，公安机关则只有委托鉴定才需要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专家证据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9，10. [[4]] 参见李春鹏，李尧。

欧洲人权法院注意到，1170号报告针对的是被害人S.D.的精神健康状况。国内法院拒绝命令实施这样的一项鉴定是有疑问的。

2010，（3）：9. [[9]] [日]松尾浩也。此外，在德国，控方也负有向辩方开示鉴定意见的义务，但主要是通过辩护人阅卷制度予以保障的。也是就是说，专家辅助人的存在只是为了帮助双方当事人质证，其意见既不是鉴定意见，也不是证人证言，而仅仅是一种质证意见。《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对此进行了细化，该《规定》第243条规定：对鉴定意见，侦查人员应当审查。

在马迪钦娜案中，侦查人员在侦查阶段获取的医生Dr A.的专家意见，明显是有利于辩方的。2007年，该案由哈巴罗夫斯克地区法院法官Sh.负责审理。[④]在分析专家出庭是否有必要时，欧洲人权法院主要以《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公正审判权概念所奉行的原则，特别是对抗式程序和平等武装原则为指导。在此基础上，欧洲人权法院提出了遍及证据生成、展示、审查等整个专家证据运用过程的程序检验标准。

因此，仅仅赋予辩方请求法庭委托另一项鉴定的权利是不够的，应当认识到辩方权利的充分行使必须要有相同的机会提出他们自己的专家证据。[22]因此，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在不赋予辩方同等鉴定权的情况下，应当适当强调辩方的程序参与，在鉴定程序的启动以及鉴定意见的生成阶段就允许其扮演一定的诉讼角色。

切实保障刑事诉讼法中司法鉴定条款的实施[J].法学。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欧洲人权法院一贯坚持整体审查的立场，注重利益的动态平衡，不大会单纯因为某一项程序缺失而直接判定审判不公。

我国鉴定意见的运用要以此为借鉴，在坚持职权主义鉴定制度的同时，增强鉴定意见运用过程中的程序对抗性：允许辩方参与控方的鉴定过程并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在这个科技盛行的年代，作为物证领域专业解决工程、机械、医疗等复杂难题的专家证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马迪钦娜一案中，欧洲人权法院认为挑战1170号报告还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提出他们自己的专家意见。比如说，英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其国内的民事诉讼中引入单一共同专家证人和法庭技术顾问制度，以保证专家证人的中立性。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与俄罗斯都出自前苏联，两国在司法鉴定制度上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11]] 德国在保持职权主义鉴定人制度的同时，也开始吸收英美法系国家专家证据制度中的某些优点，强化对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

辩方还有另一种途径，那就是通过法庭取得一份新的对被害人的专家鉴定。四、我国鉴定意见运用的程序公正标准对域外标准的借鉴 我国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是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形成，在70年代末确立的，是对前苏联司法鉴定制度的全方位继承，具有浓厚的超职权主义色彩。

2016，（3）：335. [[2]] 孙长永、胡波。也即，如果证人的庭外陈述对于证明指控的犯罪来说具有唯一或者决定性的作用，则证人必须出庭或在审前程序中接受被指控者的对质询问，否则，其传闻陈述应予以排除。

英国专家证人制度对完善我国司法鉴定人制度之借鉴[J].证据科学。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④] See Khodorkovskiy and Lebedev v. Russia, nos. 11082/06 and 13772/05,§711, 25 July 2013. [⑤] See Bönisch v. Austria, 6 May 1985,§29, Series A no. 92.在该案中，申诉人波内奇经营一家专门制作烟熏肉的肉类制品公司，因食品安全犯罪被指控。另外，在被告人提出异议且鉴定意见系该案唯一证据或对定罪量刑起决定作用时，法院应当通知出具该鉴定意见的鉴定人出庭。专家证据不能完全为控方和法庭所垄断，对于专家证据，除了能亲自与专家对质询问和向法庭申请重新鉴定外，辩方还应当能根据需要聘请自己的专家，帮助向不利的专家发问或提出相反的专家意见，这才能说是充分有效的质证，才是实质意义上的平等武装。重审期间，他认为需要对被害人的精神状况进行重新鉴定以弥补原来鉴定报告的缺陷。

[②]2014年6月，欧洲人权法院第一分庭作出最终裁决，认为在本案中，辩方要对控方提交给法庭的专家证据进行有效质证是非常困难的，而针对申诉人的指控又是建立在专家证据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对专家证据的处理方式致使对申诉人的审判不公，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的规定。[21] 至于专家证据的开示，美国联邦和各州的要求有所不同，但大体一致。

美国律师协会标准则要求更为宽泛，即所作的任何与案件有关的这种证据，无论是否具有实质性还是控方有无在审判中使用的计划。[③] 第二，运用《公约》第6条第1款，而不是《公约》第6条第3款（d）来审查专家证据的运用。

社团举办的项目不能被视为医疗行为，且自社团成立至今已接受过相关执法部门的多次检查，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第6条第3款（d）规定：凡受到刑事指控的人有询问不利于他的证人，并在与不利于他的证人相同的条件下，让有利于他的证人出庭接受询问的权利。

[11]163 欧洲人权法院正是在这样的趋势下提出了专家证据运用的程序标准。审前，就案件的两个关键问题：被害人S.D.遭受的任何精神或心理伤害是否是其参加社团的培训课程所致。而德、日等国的鉴定人制度具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只有在官方机构登记的专业人士才能成为鉴定人。第三，辩方应当能够通过他们的专家提出自己的专家证据。

美国刑事诉讼也允许法官依职权指定控辩双方专家以外的专家。这说明，立法者对于专家辅助人意见的属性自身还存在着认识不清的情况。

马迪钦娜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发现在法庭上对专家进行交叉询问并不是辩方挑战1170号报告的唯一可行的方式。即便不作这样的理解，鉴定意见作为鉴定人就案件中的专门问题所作的科学鉴别意见，属于言词证据，根据言词审理原则，鉴定人也应当出庭向法庭口头陈述鉴定的过程及结果，并接受法庭和双方当事人的询问。

鉴定意见涉及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有很大的复杂性，即使对于同一专业问题，侦查机关也往往会实施多次鉴定，形成多份鉴定意见。案件由哈巴罗夫斯克地区法院重新审理，先由法官Z独任审理，后因不明原因法官Z退出案件审理改由法官M负责，庭审重新进行。